有职无权反思农民工困境

教学反思 时间:2020-01-31 我要投稿

有职无权反思农民工困境

  又近两会时,“农民工代表”又被端出来说事儿。广东省在两年前选出了中国首位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胡小燕,3亿农民工终于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有了自己的代言人。从履职之初激动地通过媒体公开手机号码,而后每天疲于应付几千个电话而不得不关掉手机;到亲自帮农民工讨薪;到“能帮的帮,不能帮的让他们找工会”;再到今天发出感慨“有职无权,只能干着急”——胡小燕两年来颇为崎岖的履职历程,见证了一个农民工代表的期待与迷茫。

有职无权反思农民工困境

  “我不是救世主”——这是举国3亿“同行”将期盼压到她柔弱肩膀时她发出的感慨。这是可以想象的无奈,面对一波又一波农民工的求助,“很多时候,我爱莫能助,只能遗憾地告诉他们我帮不上忙”。如此困境,如何解决?媒体在报道时以胡小燕自己的话表达了观点——“一个胡小燕解决不了所有问题,3亿农民工需要更多我这样的人。”这也符合舆论目前存在的一种共识:中国当下需要更多数量的农民工代表。

  但看罢胡小燕的履职历程,不得不说的是:即便有一千个胡小燕,恐怕也无法摆脱“只能干着急”的宿命。人大代表因为身份的特殊,在当下确实存在一种“权力”,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但作为民意代表,如果不是滥用权力,其作用发挥注定要通过制度通道,在代议机构里推动程序性化解,如果不能将人大代表的个人情怀、认知,转化为“人大权力”并形成制度路径,让社会保障部门、劳动仲裁部门、法律维权部门、工会等发挥作用,而是单单指望由几个“有良心”的人扮演当代清官,非常具体、非常琐细地一个一个解决问题,那么注定挂一漏万,满足不了庞大的民众需求,甚至反倒会被抱怨。一个胡小燕“靠不住”,不是因为只有一个救世主,而是从来就没有人可以扮演救世主。

  我们要肯定胡小燕个人在推动农民工问题上的努力。但也要承认,这种努力当下仍然是个体性的。比如有老乡拿不到工资找她,她建议找工会,被老乡责怪为“耍大牌”;比如有农民工被拖欠工资,她建议找政府部门协调,也不被理解。这都让她很着急。但试问,胡小燕做得不对吗?很对啊,大多数人的问题就是要依赖于这种体制内通道来解决的`啊。问题在哪里?你胡小燕干着急的时候,该着急的部门、该着急的人他不着急!甚至因为他们长期的“不着急”,已经让农民工丧失了基本的信赖,所以才有困难不找政府,找“救世主”。

  胡小燕感慨,自己“有职无权”,所以只能干着急。那么,在她的潜意识里,希望具有什么权呢?恕我揣测,可能是一种“我是人大代表,我提出的问题你要认真解决”的权力,然后拿这种权力为弱势群体办事。从道德上,这种朴素想法没有问题,但从公权理性的角度,这种诉求并不靠谱:人大代表有“身份”之说,是强调他来反映这个群体的诉求,不是以“职权”解决这个群体的问题。一个胡小燕,浑身是铁能打几颗钉?指望按这种路径解决问题,一千个胡小燕也满足不了几亿农民工的需求啊!

  农民工的困境,只有农民工代表才能替他们出头说话吗?当然不是。甚至相反,有时候农民工代表的草根性,反倒使得他们在代表群体里显示出几分“人微言轻”,反倒没有“官员代表”、“明星代表”说话的分量。我们需要的,不是各地象征性地增加几个农民工代表,而是推动更多的代表,为弱势群体代言,为弱势群体的权利想办法。你不代言、你不说话,选民就让你离开。所以,从身份上增加几个“胡小燕”只是表面问题,从内涵上增加几个一心想为农民工说话办事的“胡小燕”才是本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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