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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当下诗坛一些问题的回答
冯艳冰（《广西文学》）：让我们回望康德、但丁等诗哲，试谈对诗歌本质上的哲学意义或者说哲学诗意的理解。
宋显仁：说到康德，我想起他的一句颇具哲理意味的话：“世上最令人惊奇和敬畏的，是心中的道德律和头顶的星空。”，这句诗一样美丽的句子，一直被许多人所引用。而说到但丁，我们不能不想到《神曲》，他那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长篇巨制，至今又有几人能够跨越？康德、但丁等诗哲给我诗歌方面的启示就是：诗歌必须生长于现实，但又必须在现实中获得哲理的滋养，使其能够为我们自由的驾驭，并感受到生活哲理带给我们的愉悦，这种愉悦是高尚的、道德的，也是自然的。诗歌是对生活的真切感悟。诗歌是感性的，诗歌因为渗透了哲理而使诗的语言更具穿透力，也使诗歌的思想内涵更加丰富和深刻。没有哲学家的眼光和深度，一个诗人只能是吟花咏月、顾影自怜；而哲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哲学是理性的。哲学因为有了诗意，因为有了诗的情感和灵气，从而变得更生动、更有韵味。诗歌和哲学都闪烁着思想的光芒。
冯艳冰：曾有学者感叹：“目前，一般诗人的作品都高于上世纪80年代的名篇。”此话言过其实呢还是确实如此？请提出你的三条理由。
宋显仁：此话有些片面，也不好评论。
一是80年代的名篇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上世纪80年代为什么诗歌能够如火如荼？非但诗歌如此，整个文学界也处于“神坛”之上。这并不奇怪，那时家里能有台彩电的就了不起了，电脑更不用说。正是由于思想的困惑和压抑，精神上的饥渴和无所适从，加上当时生活的枯燥与娱乐方式的单一化，让文字占据制高点。尤其是属于年青人的诗歌，就更活跃，更让人关注。
二是目前诗人的作品虽不乏精品，但相比之下，上世纪80年代的一些经典诗歌，那些充满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诗句，那些纯粹的、充满悲情的诗句却仍能让人动情。现在电台或电视节目中时不时还见有朗诵。我们可能对“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等等记忆犹新，我感到阅读80年代的一些经典之作，更让人变得深沉、清醒。但是放眼当前的诗歌，又有多少精品留在了我们记忆里？不可否认，这几年的诗歌创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从诗歌对整个社会的影响这个层面来说，现在的诗歌是式微的，原因当然有多方面。我感到，80年代的诗歌更多地属于大众，也就是说，被社会、被“人民群众”广泛地认可，而现在的诗歌更多地属于诗歌的“圈子”、属于少数写诗的人们。例外的只有今年的抗震诗。
三是目前诗人需要放弃浮躁心理。浮躁年代，浮躁的物质追求，已经淡化了我们对精神世界的执着。当前，某些诗人们为出名而炒作，为出名而扯虎皮等，丧失了冷眼看尘世，静心抒真情立场。由此，我们在当今的诗坛，看到的更多是熙熙攘攘的吵闹或者是闹剧。
冯艳冰：你认为未来五年新的诗歌精神、主题意蕴和新的美学元素是什么？
宋显仁：诗歌永远不能脱离生活。我觉得诗人要“在生活现场中写诗”。我愿把生活比作是广阔的海岸线，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海岸边的一颗颗美丽的贝壳捡拾起来，串成感人的诗句。我认为未来五年新的诗歌精神就是“返朴归真”，即是对现实生活的更关注、更深层次的思虑。主题意蕴是对物质时代与精神世界强烈碰撞所产生的矛盾的反映，美学元素是人性的真、善、美与伟大、渺小。
冯艳冰：诗歌发展到今天，矫揉造作的抒情已被一些诗人抛弃，对生活和诗的深入理解，对现实、对诗的敏感和发现，常常给人以启迪。这种智性写作和未来主义精神可能是中国新诗进入较高层次创作的前提吗?你以为广西诗歌如何才能进入较高层次的创作？
宋显仁：智性写作和未来主义精神不可能是中国新诗进入较高层次创作的前提，而只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诗歌创作不是学术论文写作，人们需要的并不仅是智性和未来主义精神，更需要浪漫主义之美及现实主义的震憾。特别是在娱乐时代，智性和未来主义精神要实现带领诗歌进行突围，更不能孤军作战。
这些年，广西诗人的创作，取得了比较大的成绩。有些诗人在全国也排得上号，这是值得骄傲的。但是，我觉得广西的诗人，目光还可以放开阔一些，对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的关注还可以再近一些。只有这样，诗歌的题材才会更丰富、内容上才更充实，情感上才更厚重，这样的诗歌才能为我们打开的丰富多彩的时代画卷。现在，有那么多勤勤恳恳的诗作者，广西诗歌的振兴是必然的。
冯艳冰：本土文化在你的诗歌创作中占据多大的意义，比如曾给过怎样的灵感或启示？
宋显仁：本土文化在我的诗歌创作中占据的意义是绝对的。因为诗歌基本上离不开诗人生活的圈子，离开了就成无源之水。如我的家乡是荷城，我就写过《故乡的荷》：“……故乡的荷。故乡的女儿/今夜，风轻轻地吹着/我想着你撑伞的样子/我听见我的心跳/而你和众荷一样/早已安然入睡/在月色中的纯洁女儿/不着一滴露珠”。我的家乡有一条叫郁江的河流，于是我写过《郁江，我的郁江》：“那时候姐妹们就在江边解放她们的辫子/用清得见底的江水揉洗她们的长发/用茶子饼粉揉黑揉亮她们的长发/我喜欢她们的长发和她们秋水一样的眼眸/江风轻轻地吹着我也吹着她们/她们会在江岸的竹子林下轻轻地拍打那一缕缕的乌丝/我记住了她们的手势”。本土文化在我的诗歌中留下了大量的烙印。
冯艳冰：当前的写作是否存在需要警惕的陷阱抑或圈套?我们希望能够找到并将其指出，以免诗歌陷入越来越孤僻、也越来越偏颇的境地。
宋显仁：当然需要警惕的陷阱抑或圈套。我主张没有功利的写作。我觉得写诗的人要注重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尤其是要多学习古今中外优秀的诗歌作品，那里有许多我们可以吸取的诗歌营养，同时，也要努力提高审美水平，不要为当前各种的派别所囿，更不要人云亦云。我特别反感那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艰涩诗”，那样的诗歌会使诗人陷入越来越孤僻、也越来越偏颇的境地。
冯艳冰：从生态的现实看，诗人的艺术生命都不是太长，大部分诗人都只能说他年轻时曾经是一位诗人，从始而终同时又真正有所建树的人可说凤毛麟角，这是否涉及到精神背景和知识构成的问题，把诗歌作为一生的梦想并进行实践，需要怎样的支撑和滋养？
宋显仁：把诗歌作为一生的梦想进行实践，需要的当然是精神支撑，也就是对诗歌的热爱。但我不赞成固执疯狂型的创作。我们是尘世的一分子，如果能够把生活演绎得像诗一样经典的话，这就是生活上的建树。诗歌也是这样子。需要把诗歌独立于生活之外，追求最高的境界吗？武林中人讲究无招胜有招，无声胜有声，而诗歌创作就要把自己放在生活之中，感悟生活，生活就是滋养，如此而已。实际上，做一个诗人也就是甘于做一个平淡与平凡的人、耐住寂寞的人、坚持思考的人。但是，我不主张诗歌写作总想着“神圣的使命”，那样思想负担太重，反而会影响自己的生活。
冯艳冰：就诗歌延续的意义上，我们除了要在更年轻甚至是低龄的层面发现新人，也需要在老诗人中保护并发现新生增长点。此意你以为如何，对本刊的诗歌栏目建设有何建议。
宋显仁：诗歌无界限。老人、新人都可以写诗。在当今纯文学地位回归正常的情况下，我赞成多投些鼓励的眼光。对广西文学诗歌栏目，我的建议是：发好诗，多发好诗，努力挖掘新人，同时，多听取不同意见，在争鸣中取得进步。
冯艳冰：无论怎样，我们的诗歌理论还是发达的，但诗歌批评一直是个病夫；而中国足球是个病夫，足球批评却是条硬汉。因此，我们甚至可以预言，中国足球的批评对中国足球的建设是有历史的积极意义的。你以为我们的诗界需要这样的民主力量呢？
宋显仁：诗歌批评与足球批评不具有可比性。目前，关注足球的人比关注诗歌的人不知多多少倍去了。有些诗歌，人们根本不知道他说些什么，因此出现了诗歌批评不是乱批就是乱捧的现象，甚至，现在许多人已经是耻于说诗，耻于与诗人为伍了。但是足球就不一样了，这样的竞技活动，不需要多大的脑力劳动去思考，那是实实在在看得到的比赛，因此，听到的也是实实在在的声音。这样的批评自然就有积极意义了。但是在诗歌界，我们看到更多的不是圈子内的胡乱吹捧，就是圈子外的排斥等，热闹是够热闹了，拿得出手的精品可廖廖无己，这些实在值得我们反思。不管怎样，诗界如果有足球批评这样的“民主力量”，那对诗歌创作可能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吧。但是，现在的诗歌写作不少人强调属于“私密”的事，这样，批评太多好象又不太适合。我最近才看到一次诗界的“民主力量”，那是网民们对山东作协副主席王兆山《江城子——废墟下的自述》的批评，那是绝对的尖锐直至人身攻击了，谁叫他无视别人的伤痛而“借”地震中的灾民之口说，“纵做鬼，也幸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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